“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不是只有一块儿，而是由很多不同的区系组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不是只有一个源头。”李伯谦先生首先明确这一点。

　　在李伯谦先生看来，学考古和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坐而论道，了解历史、剖析历史、借鉴历史，为的是研究人类发展的规律，从中国文明化历程中所得到的启示，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说：“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对它的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方面的研究也不会停止，还应该持续进行。”

　　一开始就走上以军权和王权结合为基础并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因其客观上避免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模式对社会财富的极度消耗，从而促进了社会正常发展，不仅脱颖而出，走在其他地区文明的前头，而且由仰韶而龙山、由龙山而二里头，绵延不绝，越来越强，使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与核心，并通过各种途径从诸文化中汲取先进营养，重组、融合为一体。李伯谦先生指出：“多元一体模式，是对中国文明化进程最简洁、最明晰、最准确的概括。”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和夏商周考古研究。1996年出任“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核心成果《夏商周年表》公布后，他又把研究转向更早年代的考古，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和特征进行深入探索，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古代单机骨灰传奇的“两种模式”、文明形成的“十项判断标准”、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等学术观点，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李伯谦先生就投身于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先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曲沃曲村等夏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对夏商周三代考古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入新世纪后，他逐渐将工作重心集中到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探索上来。“就我个人而言，历来认为考古不能过窄，搞商周的不懂新石器，搞新石器的不懂商周，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夏商周这个阶段，再往前追溯我们国家文明的起源。”

　　中国古代单机骨灰传奇经过了三个阶段：古国—王国—帝国。李伯谦先生认为，距今5500年至距今4500年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等是古国阶段；距今450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帝国是王国阶段，王国阶段又分三个小阶段：良渚、陶寺是第一个小阶段，夏、商王朝是第二个小阶段，西周、东周是第三个小阶段；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至清朝灭亡是帝国阶段。

　　从距今大约4500年开始，由古国阶段逐步发展到王国阶段，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和夏、商、周三代。这时已是王权国家，神权一般已降至次要地位，社会基本结构虽然像以前一样仍靠血缘关系维系，但“国土”概念已开始萌生。在这个阶段，除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也开始产生维护、实行这些权力的制度，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