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阶段的第二个小阶段就是夏商时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殷墟等遗址的考古研究，也表明整个商代的历史都是可信的。郑州商城，就是文献记载的商汤建都城于亳的“亳都”。“很有意思的是，商王称自己为 ‘余一人’，就是我是唯一的，我是最高的”，李伯谦先生说，“王国阶段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王的个人权力的不断强化，不断凸显，所以他自称‘余一人’”。

　　“高于部落，首先是人群有分化，聚落有分化，开始与原始时代的部落有区别。”从许多遗址呈现的面貌看，其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贫富开始分化、个人权力突显、部落间为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等社会复杂化现象的阶段。

　　王国阶段的第三个小阶段，是以分封制为特征的西周、东周时期。经过秦的兼并战争，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便进入了以制度化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为特征的秦至清的帝国阶段。

　　文明形成是否有判断标准？李伯谦先生是肯定的。在考察了良渚、陶寺、二里头、郑州商城之后，他提出判断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10条标准。比如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垣、大型礼仪建筑观象台、文字的出现、铜器的出现、大型的仓储设施、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高规格的墓葬等。李伯谦先生认为，陶寺遗址是进入“王国阶段”的中原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王国。

　　“通过自己的研究梳理清楚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直是我的心愿”。李伯谦先生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苏秉琦先生就说，我们考古干什么？考古就是要修国史。你的视野必须放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作为终身研究的目的”。

　　从中国古代单机骨灰传奇的过程来看，经过数十年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三阶段说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从“古国”、“方国”到“帝国”：中国古代单机骨灰传奇三个阶段

　　继续发展，最典型的就是近几年发现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在117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三重环壕，瓮城结构的双重围墙，大型中心居址。两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推测是当时最高首领举行重大活动、集会的场所。考虑到双槐树遗址不仅规模巨大，蕴藏丰富，还有后世都邑建筑的规模，所以把它定义为古国时代的都邑。李伯谦先生分析说：“这里正好是与文献中的五帝时代相应的，这个地方传说是‘河出图、洛出书’ 的地方，是都邑性的遗址，可以叫作‘河洛古国’。我们认为这里就是黄帝文化的核心所在，它是这个时期的都邑遗址一点也不过分。 ”

　　苏秉琦先生将“古国”定义为“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他心目中的古国主要是指红山文化牛河梁的“坛、庙、冢”等遗迹反映出的社会结构。李伯谦先生认为，属于这一阶段的“古国”还可以举出长江下游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和黄河中游河南铸鼎原西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

　　“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我经过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初秋的一天，李伯谦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古代单机骨灰传奇都是一个模式吗？李伯谦先生思考后认为，在中国古代单机骨灰传奇中，各个地方形成的模式并不一样，不同模式有不同前途。至少分为两种大的模式。

　　两种模式，两种发展前途

　　“由古国阶段，发展王国阶段，再到从秦至清帝国灭亡的帝国阶段，便构成了古代中国从文明、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李伯谦先生总结道。

　　三阶段说最早由苏秉琦先生提出，当时他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李伯谦先生觉得，从社会结构着眼的话，方国应该改成王国，所以不如分成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

　　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文化传统多样，各区系类型文化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自然而然便会产生各有特点的文明因素。苏秉琦先生最早提出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将新石器文化分为六大区系。每个区系都有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各自孕育产生出文明因素。苏秉琦先生的 “满天星斗说”正是以文学的语言对这种状况作出的描述和概括。

　　进入了“王国”的第一个小阶段，其代表就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良渚遗址和黄河中游的中原龙山文化陶寺遗址。

　　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及稍后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演进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红山、良渚尊崇神权或虽有军权但仍以尊崇神权为主的模式；一种是仰韶文化尊崇军权、王权的模式。前者实行神灵崇拜，将创造的社会财富主要贡献给神灵，无法继续再生产以维持社会的正常发展而走向崩溃；后者实行祖先崇拜，看似比较落后，但它们不会把创造的社会财富都贡献给神灵，所以能一直传承下来，注重传宗接代和部族长治久安，社会得以继续绵延发展。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的尧舜禹时代，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了，慢慢形成了以夏商周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中华文明逐渐走向一体。李伯谦先生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主流，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自然是本土起源的。

　　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有象征王权的龙盘、玉石钺等奢华随葬品，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城内功能分区、大型宫殿乃至“观象台”等礼仪性建筑，都证明这是一座王国都城。而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临汾，正是传说中“尧都平阳”所在地，“观象台”也符合《尚书·尧典》的记载。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各地考古学文化面貌均先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正处在激烈的新旧转型当中，文明化进程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不同文化变化的形式、内容和侧重点又是有所差别的。李伯谦先生从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研究着手，感到很可能反映了深层次的，涉及文明化进程中不同模式的问题。

　　梳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我的心愿

　　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也不一样，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国家也必然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甚至遵循不同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应该将其放在中国所处的特定地理自然环境中，放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文化格局中。

　　虽已年过八旬，但李伯谦先生精神矍铄，毫不见老态。他笑言：“这大概和搞考古有关系，常年在外面奔波嘛。”他思维敏捷，眼界宽阔，时刻关注着最新的考古成果，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脚步始终追溯着中华文明的源头。

　　“在不同的区域，文明因素诞生以后，慢慢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要把这些不同的区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李伯谦先生强调指出。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

　　面积40多万平方米的西坡遗址的中心位置为广场，四角有大型公共建筑，最大者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发现有石钺或叫玉钺，这个出现就是标志性的，表明有了军权，军权再发展是王权，军权、王权的出现，是进入古国阶段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仰韶古国走的是军权、王权的道路，这个典型就是西坡遗址。”李伯谦先生说。

　　在中原地区，这之后登封的王城岗遗址，李伯谦先生认为，就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结合三种不同途径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夏代是存在的，包括第一阶段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遗址，第二阶段的新砦遗址，然后到二里头遗址，串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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