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600

根据季节以及办公时间开展的工作并不严格。尽管一些大商行重点经营茶、丝或者鸦片，大部分商行在早期阶段都有多样的业务部分，涵盖茶、丝、曼彻斯特棉织品、船运以及保险，有可能还包括一家地产代理处。规模更小的商行可能会经营“杂物”，就是水牛皮、牛角、鬃毛、中国草料以及其他东西。与伦敦最快的联系方式是电报，要花3周时间（除了陆地电报线之外，还包括部分轮船运输），而邮件往来却至少需要7周时间。茶商们追随“该死的植物”，离开上海数月，在春末前往靠近茶叶产区的汉口、九江或者福州。他们仍然会被驱逐出那些地方，这令他们愤恨不已。自从发生以次充好的事情之后，所有的茶叶都要进行品鉴和检测。掺假并不是什么稀奇事，茶叶可能会用普鲁士蓝或是石膏染色，还可能混杂有像前外交官、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的翟理斯所说的这些东西：“喝过的茶叶，其他植物叶子，以及各式各样一文不值的废品”。

尽管现代银行出现了，但汇兑问题却久拖不决，所以当上海以及其他条约口岸的居民在日常交易中采取“单据”的支付手段时，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那个时候，外国人携带钞票尚未成为习惯，唯一通行的货币笨重不堪，不易携带。于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单据’进行支付，或者命令手下买办操作。在早期阶段，这样的方式屡见不鲜。在前往中国内地期间，他们需要采购补给，一小张纸上用铅笔写几个字就是支付凭证。即便有时兑现这些原始支票的间隔期会比较长。单纯的农户真心诚意地接受纸条，而且不会有什么担心。”

《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新星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是一部英国汉学权威学者努力沟通中西文化的用心之作。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由此开启整整一百年的条约口岸历史。作者通过大量侨民的回忆录、笔记，描述了侨民色彩斑斓的生活，见证了这一百年里诸多历史事件。作者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富有同情心的英国人，娴熟中文，能熟练驾驭中美文献资料，因此，本书填补了中国学者因语言材料所限，难以一窥海外侨民在中国多重景象的空白。

一些早期的外国定居者相当长寿：阿礼国领事在88岁去世；广州领事麦格雷戈，虽然因为健康原因在62岁退休，但是活到了92岁；帕里什，厦门领馆的高级参赞，同样因为健康退休，81岁去世；还有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在35岁的时候辞职，后来成为国会议员，活到83岁。不过，更多的侨民还是早逝的。在领事馆的名单上，可以看到在条约口岸建立的早期阶段，有许多领事馆雇员早逝。伟烈亚力收集的新教传教士讣告（1867年）显示，除了那些淹死的、被海盗杀死或者在妻子“崩溃”之际提前离开的人员，剩下来的大部分人即便没有患上致命的疾病，也都饱受慢性病折磨。他们的健康在定居数年之后变差，许多人在返航途中死于圣赫勒拿岛附近，尝试摆脱热带疾病的努力往往徒劳。

在上海早期发展阶段，当这些建筑完成的时候……还没有外国建筑师，商人们自己绘制了设计图，很可能是在中国建筑师或者承包人的帮助之下完成。也许整个事情都是由买办一手安排的。建筑物的风格……被略带戏谑地称为“康白渡式风格”……

罗伯特·福琼

因为唐代（618—907）农业技术改良，人工开挖的排水系统使得今日上海的大部分高出海平面，上海获得第一次发展。及至宋代（960—1279），民生攸关的大米从长江中游运到上海，再通过海运转输北方，上海因此成为重要的中转港。在日益增长的丝、茶海外贸易中，特别是对日本出口，上海也凸显重要性。16世纪初，日本海盗入侵，1554年上海四周筑起城墙：城墙的形制以及大门所在（城门在1912年被拆毁），通过今日上海的街道样式和街道名还依稀可辨。

移交给英国人的城北区域，位于街道脏乱狭窄的内城与苏州河之间。像新的条约口岸中大多数的外国人安置点一样，这是一块空旷的土地，其间有桑树地、棉花地以及祖先的坟地。福州的外国居民区同样位于一处墓地，按照后来的法国副总领事保罗·克洛代尔的说法，因为中国仆人害怕鬼魂，选择这样的地点，会让他们很难找到仆人，赛珍珠的传教士父母在镇江的家，周围也遍布坟茔。尽管这样的地方空空荡荡，没有其他冗杂的建筑物，却也容易让人起疑。之所以选择这些地点，也是一种不欢迎外国居民的刻意行为。

作为医疗传教士，韩德森同样关心灵魂的福祉，他建议，通过学习四福音书来掌控“激情”。尽管不少指控称“热带地区的情况有些特殊，这种气候令人兴奋，人的激情指数较温带地区更高”，但他本人“从未见过有人因为保持自我纯净而受到折磨”。他建议提升“对高雅文学的欣赏品位”，尤其是对这样一本“关于人的责任、人与造物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知道的一切都能从中得到的书”。

在上海开埠初期，开展猎狐活动并不容易，因为那里没有狐狸，而且进入郊野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越野障碍赛马开始于1855年。1863年，一些居民以及驻上海的军官开始玩猎纸，在克里米亚和印度他们已经这样做过，这是一种替代猎狐的运动。让一个人充作狐狸，骑马先行，沿路抛撒纸片留下踪迹，身后是其他想要抓住他的人。1863年12月位列第一的“猎手”是奥古斯都·布鲁姆先生，所骑矮种马名为“穆德”……第二名的获得者是戈尔—布思（E. H. Gore-Booth）先生，他骑了一匹名为“博格特洛特”的马。1866年，《北华捷报》报道，在猎鸟和野鸡的日子里，“若是这些鸟在市场上出售……中国人每天都有机会目睹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疯狂行为……猎纸是‘与之比肩的疯狂举动’，周末观察员们会看到两个男人……冒着生命危险飞奔在田野河道之间，不可避免地摔倒无数次，浑身透湿也是非常可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撒纸片，让其他追随者身处同样的困境并得到乐趣”。

1843年11月，首位上海领事冒险进入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随行的有麦华陀。总领事巴富尔此前随马德拉斯部队进驻中国，是《南京条约》赔款的接受者。首座英国领事馆建在一座当地富商的宅院之中，福琼暂住的地方与此类似：

在上海，美国人迅速获取了驻留位于苏州河以北的虹口的权力，法国人则在英租界的西南部找到了地盘。1849年，首位法国总领事蒙蒂尼先生与上海的中国高官签订协议，与此前巴富尔所签协议类似，在上海建立了法租界。

寓所是重要的建筑物，通常会坐落在宅地的前部，采用一种十分坚固的时尚风格，砌有厚墙，底楼和以上楼层通常都有环形走廊。房间数量不一。按照规定，商务官员全部在这座房子中。宽阔的回廊因为时常关闭的缘故，被用作办公室。其余的房间被用作起居室和卧室。厨房和仆人区通常位于主楼后面，有廊道与主楼相连。宅院的两旁，稍稍退后一些的是货仓……

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不长时间里，韩德森注意到上海可怕的高死亡率。他呼吁增加房子的层高，加速开挖排水沟、下水道，尽管在这座城市的沼泽泥地上，开挖工作难度很大。与此类似，后来的上海城市建设路线致力建设水管网以及卫生的乳品店，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开埠初期，上海的卫生条件并不尽如人意。当地水质情况堪忧，充斥着垃圾、排泄物以及“腐败的尸体”，也就是说，即使是洗衣服也会染病。“干净的”衣物留有令人作呕的气味，“洗衣工”手痒不止或是患上湿疹的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宁愿花上两周时间，将脏衣物寄到日本去洗。

一项对当地医疗条件的早期研究指出了部分问题，尤其是那些过度放纵的商人阶层碰到的问题。韩德森编撰了《上海卫生学或中国保健知识》（1863），在上海的医院工作仅仅4年之后，他本人就真切感到“健康指标每况愈下”，病魔缠身。他后来前往日本，将此看作改善健康的“最后办法”。他最终死于长崎，在去世数周之后，他的遗孀失去了他们的幼子。

法租界

韩德森用“概论”总结他的短文，他还讨论到多变的气候。夏季闷湿是所有条约口岸的特点，气候的影响十分明显：“靴子和鞋子发霉，胶水与糨糊很快失去了黏性，家具散架，墙纸很快就毁了。”居民们被建议前往高地居住，为的是能够“避开瘴气影响……黄热病、疫病以及持续且反复的发烧，此类病菌传播无法超越特定高度”。

街道通常都非常窄，白天的时候街道熙熙攘攘，有人售卖棉制品、瓷器、各种漂亮的丝线或者镶嵌毛皮的布匹，还有6英尺长的竹竿……画卷、铜器……但是交易最广的还是各种食物；有时候要费些功夫才能通过那些充斥着鱼、猪肉、水果、蔬菜的街道。

如果上海的外国居民总是不能如所期望的那样生活，就不会有这座条约口岸的繁荣。1860年，上海的侨民数量实现了规模与类型的双增长。它的公共服务、自治性以及其他方面也都得到拓展。对一位领馆官员或是茶商而言，上海是相当舒适的。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条约口岸正在努力奋斗，当地的居民被迫迎战，遇到的各种困难远甚于上海。

找到一位合适的单身女士也许不容易，但婚礼却在举行：圣三一堂第一位管风琴师麦克里尔·史密斯的女儿，嫁给了詹纳·霍格先生；上海的第二任总领事阿礼国先生（后来成为爵士）与上海首位随军牧师约翰·洛德的遗孀结婚（牧师在1849年溺亡）。像这样丧亲者之间的组合相当普遍。

巴富尔的首要职责之一是为来到此地的外侨解决住处问题。上海城北有一块废弃的沼泽地。土地产权问题通过租借方式得以解决，外国政府“永久”租用这部分土地。如此一来，尽管最终的土地所有者仍然是中国人，但因为支付了象征性的地租，土地与建筑方面的外国投资受到保护。土地承租方负责道路以及码头维护，这些事项的收支，由总领事任命的“道路码头委员会”统筹安排。

早期抵达上海的人记录了他们打发闲暇时光的经验。1850年，有两个业余剧团（全是男性成员）在茶叶货栈表演。第一个剧团通常一连演两场《棋逢对手》，紧接着上演《屋顶上的爬行者》（一出无厘头的滑稽戏，创作灵感来自最近展出的一匹矮种马，马的名字就是剧目名）。晚上紧接着还有演出：《爱情、法律和医术》《狂怒的邦巴斯特》《楼梯下的上流生活》《筋疲力尽》《 温特里的巨龙》以及《拒绝》。一些商行觉得，他们的《格里芬》花了太多时间在业余喜剧表演上，因此他们只有在获得上级主管的允许之后才可以参加表演。消遣娱乐方式如此不足，以至于观众也把大把时间花在剧院，后来成为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从天津发回报告：“晚上，再度去观看‘游吟诗人’，我对此已经感到厌烦。”一个月之后，他抱怨在广州花了整晚时间观看《天生的诗人》《广州游吟诗人》以及《驯虎》：“表演很差，剧院里冷得不行，四处透风”。

音乐稀缺。1855年，仁记洋行的吉布森（Gibson）先生，为圣三一堂献上了格雷与戴维森出品的管风琴，虽说他有点担心：对这座房子（1850年房顶坍塌）而言，管风琴的气势过于巨大。管风琴幸存了下来，1920年，管风琴被移到共济会会堂，如一位当代学人的评述，就音乐标准而言，“在那个年代这种乐器被认为是‘极其壮观的’。”一部手工完成的竹制管风琴，于1857年安置在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尽管是本土制作，但与吉布森先生的礼物相比毫不逊色。

胡夏米并非唯一作此评估之人。大约在80年之后，麦都思参观了上海，“查明此地适于分发传教小册子以及布道”，并将其描述为“中国东部海岸最佳商业中心之一……织锦从中国的‘阿卡狄亚’运来……当地的贸易即使不能超过广东，也不相上下”。

对部分人而言，《圣经》能够作为生活准绳，但也有很多人觉得它的约束还不够强有力。包括赫德在内。早期领事馆的官员有相当一部分包养了中国情妇，他在1854年8月抵达香港后不久，开始记录他在领事馆的日常工作。韩德森一定会因为赫德8月27日的记录而兴奋：“为了活得虔诚且正直，我必须遵从上帝的指令；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知道它们是什么。因此我必须持之以恒地学习《圣经》……我必须小心，不能任由邪恶欲望或是罪恶想象的蛊惑而犯罪。”但是很快，在他到达宁波后，当年秋天，他写下这样的文字：“几位中国女子从我的窗户外偷窥我。我希望能自我控制。很多诱惑围绕着我。”到了1865年，赫德已与他的中国情人阿瑶生育了3个孩子。

在这些院墙之内住着商人们。在伦敦甄选出来的年轻人将要为这些大型商行工作。每天上午的最佳时间里，他们都要检验各式各样的丝制品。一旦他们掌握taysaam（至少有5种类型）与tsalee（同样也有5种类型）的区别，就会搭乘半岛东方邮轮公司（P&O）的蒸汽船前往中国，同行的还有其他生丝“格里芬”们以及茶人或茶商。“格里芬”之名原本用于称呼那些矮种野马，老变态传奇，它们从蒙古被驱赶到北京和上海，供外国人骑用和竞赛，它们“野性未退，毛发蓬乱，样子邋里邋遢”，相信与那些初抵远东的外国人的精神面貌类似。

加熔炼费用               0.008

折成两块马蹄银的升水5.600

很不幸，他的大部分病人“以一道浓汤作为正餐开始，外加一杯雪莉酒；然后众人分享一两道菜，配香槟酒；接下来是一些小牛肉、羊肉或者家禽肉以及培根，喝更多的香槟酒；随后是咖喱饭和火腿；饭后游戏完了之后接着吃布丁、油酥糕点、果冻、蛋奶糊或者牛奶冻，香槟酒自然少不了；接着是奶酪和沙拉，还有面包和黄油，一杯波特酒；很多时候还会品尝橘子、无花果、葡萄干和坚果，喝上两到三杯红葡萄酒或者其他什么葡萄酒；如此可怕的餐食最终以一杯浓郁的咖啡和一支雪茄烟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