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两的重量由3个要素组成——重量、银子成色以及惯例规则。通用的计量单位是漕平两，565.65格令，上海两的银子成色降低到944，库平两纯度为1000，成例是98库平两银子作100两“上海规元”使用。在上海，所有正式的交易支付，适用这一地方性货币，规元与户部，或者库平两的换算如下：

上海的迅速成长与它的位置有莫大关系。它坐落于长江三角洲，经长江可通达中国主要的丝、茶产地，却又与海洋相隔足够距离，免受近岸台风危害。这些有利条件早在1756年已经被记录在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当中。1832年，胡夏米一行搭乘东印度公司船只“阿美士德爵士号”，开始中国考察之旅，航行到长江支流黄浦江。因为无法与任何贸易主管官员协商，胡夏米转而开始统计繁忙河段航行的戎克船，他觉得有希望通过取道长江，在更为寒冷的中国西部省份为英国羊毛织品找到市场。“鉴于此地拥有超乎寻常的外贸优势，”他早早断言，“它还没有被更多人关注，这真是太好了。”

买办和跑街先生们的办公室以及寓所……以及所有中方的商业助手，都被安置在货仓四周。大部分商馆……还有马厩和马夫住的地方。就这座大商馆来说，除了最主要的寓所，还有一处相对独立的附属建筑，有单独的出入口，助手们在那里生活和吃饭，称之为初级食堂。他们的伙伴占据的主楼，被称为高级食堂。为两地提供膳食的是同一个伙房。

虽然有医疗方面的努力，但是数十年来，由于卫生设施不足，加上饮食过量，对墓地的需求不断增长。上海第一处墓地建在山东路，20%的墓葬采用“石棺形式”，这是1844年一次居民大会的决议。埋骨于此的人包括宝顺洋行合伙人比尔。比尔曾经担任驻沪普鲁士领事，他是极少数死于上海并葬于上海的洋行首脑之一（开埠早期阶段，大多数洋行首脑都回苏格兰养老，那里有高屋顶的建筑和令人心旷神怡的气候）。曾任上海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索邦大学前图书管理员史亚实（Arthur Smith），同样安眠于山东路的墓地。到了1863年，这块墓地开始不堪重负，32随后在上海出现了11块不同的墓地，其中一些特供区域内的指定人群。它们是帕尔西墓地、犹太人墓地以及一块单独的海员墓地。

不过，与匪夷所思的货币混乱情况相比，这些原料采购上的困难就不算什么了。在中华帝国海关服务超过40年的马士写道：“在中国，有数以百计的商业中心，每一个人不仅有他自己的（银）两——秤（一盎司计量单位），而且在许多案例中，还有一些并行的规则；这些各式单位的钱以银计量，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对成色要求也各不相同。”他补充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总量以及换算体系：

加入这些明确数字行列的还有外埠银元（西班牙鹰洋，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以及法国银币）。外埠银元与规元的兑换价从110.622到113.150不等，此外还有来自香港的“碎银”或破币。1847年碎银贬值5%—8%，有困难是常态，不会使人感到惊讶。

然而，成立自治政府并不是早期定居者的首要考虑目标，直至1854年，英、法、美等国的领事们盘算的还是新的土地许可与新的自治协议。法租界继续由领事管辖，英租界举行了土地承租人年度会议，与会的大约300人，商定了捐税额度，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小组负责收费以及专款支付。该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部局的建制开始。最初，英租界境内的中国居民寥寥无几，但是因为1850年初的小刀会起义难民涌入，中国居民数量激增。到1854年7月，中国居民达到约2万人。因为他们享用了安保以及街道照明服务，他们被认为应该支付房屋税，尽管他们并未被赋予投票权。

福琼形容被富饶的农村环绕的上海“如同一个大花园”。这座有城墙的城市，会在晚上关闭城门，尽管居民能够交一笔小钱，从郊外重新进城，或者用不着交钱。据传言，“如果给某个人开了城门，一群早已准备好的人，会尾随第一个，也是唯一付过钱的人冲进城里”。内城中到处都是拜偶像的所在或者庙宇，有戏剧表演，街道和广场上有杂耍者、算命先生，还有一群乞丐和“快乐的流浪汉”。

除以“成例”0.98       109.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