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考察扶贫政策影响收入分配的作用渠道，采用与表4同样的做法，分别加入期初县级层面的平均基础设施投资、平均农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和平均家户实际耕种面积与DID变量的三次交互项，对县级基尼系数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7。第(1)列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的三次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结合图1中贫困县基础设施投资在1999年的增长趋势，表明扶贫政策能够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缩小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遵循同样逻辑，第(2)列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果，可以看到三次交互项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扶贫政策减少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明显。第(3)列是家户实际耕种面积三次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其显著为正，表明家户实际耕种面积减少的县，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改善更加显著。

　　order[，ijt]=δorder[，ijt-1]*pov94*post94+λ[，1]pov94*post94+λ[，2]order[，ijt-1]*pov94+λ[，3]order[，ijt-1]*post94+βX[，ijt]+ε[，ijt] (4)

　　(三)稳健性检验

　　[21]张新伟，1999：《扶贫政策低效性与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探寻》，《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从图1可以看到，贫困县的基础设施投资在1994-1998年增长平稳，1999年后才显著增长。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受国家贫困县政策的影响，在现有数据结构下，为了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取样本中各县1994-1998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平均值，作为各县基础设施建设初始水平的代理变量。将此变量与检验方程(1)中的DID二次交互项进行三次交互，考察基础设施投资在扶贫中的作用。表4第(1)列是基础设施投资三次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三次交互项系数为-0.02，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对贫困县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强化“八七计划”的脱贫效果。结合图1中贫困县基础设施投资在1999年后的快速增长，可以认为贫困县基础设施的加强是减贫的作用渠道之一。

　　七、扶贫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以上期最低收入组为参照组，表8汇报了扶贫政策对贫困县内部家庭收入排序变动概率的平均边际效应。第(1)列是扶贫政策对贫困县内部上期较高收入组向最低收入组流动的平均边际效应。上期较高收入组与DID变量三次交互项的边际效应为正，表明相对于最低收入组，扶贫政策增加了贫困县其他收入组变动到收入排序最低组的概率(即高收入组收入向下流动的概率)。第(2)列为不同收入水平流动到次低收入组的概率，估计得到的边际效应符号与第(1)列相同，但作用有所下降，表明扶贫政策仍然增加了贫困县较高收入组变动到收入排序次低组的概率。第(3)列和第(4)列中，较高收入排序的三次交互项的边际效应都为负，意味着相对于最低收入组，扶贫政策减少了贫困县较高收入排序组进入高收入组或者保持较高收入排序的概率。综上，扶贫政策增加了最低收入组向上流动的机会，对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能力和跳出“贫困陷阱”有积极作用。

　　图1 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序变化

　　表7 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渠道

　　六、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三)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特征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