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i表示家庭，j表示县，t表示年份，Y[，ijt]表示t时期j县i家庭是否为贫困家庭的二值变量。政策变量和时间变量的交互项系数γ是本文关注的，表示扶贫政策在国家级贫困县的平均效应。a[，i]为第i个家庭的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p是省份固定效应。X[，ijt]是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1)家庭层面的特征变量：外出务工收入占比(Ratiout)、外出务工率(Outwork)、是否村干部家庭(Officer)、是否党员家庭(Communist)；(2)家庭生产资料相关变量：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Lnfcapital)；(3)家庭人力资本相关变量：家庭劳动力占比(Labor)、初中受教育程度人数占比(Junior)、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数占比(Highsch)以及是否有劳动力受过专业技能培训(Skilled)。同时，本文还控制了村平均收入、政府直接转移支付占比、时间固定效应与省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p×λ[，t]。此外，与方程(1)略有不同，本文估计扶贫政策对贫困县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回归方程如下：

　　作者简介：徐舒，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王貂（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611130）；杨汝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1）。

　　二、文献综述

　　[18]张磊，2007：《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1949-200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

　　y[，ct]=α+γpov94*post94+δ[，t]inc92*year+a[，c]+λ[，t]+p*λ[，t]+ε[，ct] (2)

　　[15]王小鲁、樊纲，2005：《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7]李实、罗楚亮，2011：《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对修正样本结构偏差的尝试》，《经济研究》第4期。

　　从上述扶贫中的现实出发，本文利用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长面板微观家户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和收入分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政策使贫困县的贫困率平均下降11个百分点；同时，扶贫政策有效缩小了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使贫困县的内部基尼系数降低了4.3%，并且在动态上增加了贫困县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这表明扶贫政策在长期能够有效减少相对贫困，有利于贫困家庭跳出贫困陷阱。此外，研究发现，扶贫政策降低贫困率和改善收入差距的主要渠道是对贫困县基础设施投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增加，这与国家级贫困县主要采取县级瞄准的开发式扶贫政策的策略一致。本文的研究不仅关注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和作用机制，还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考察了扶贫政策对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既丰富了现有扶贫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和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了研究依据。同时，本文的研究也是对农村不平等文献的补充。既有对中国收入差距的研究文献大多关注城市收入不平等，而农村不平等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但农村不平等对全国收入分配格局至关重要。

　　[6]黄志平，2018：《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吗？——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鼓励劳动力向外转移是国家级贫困县的重要扶贫政策之一，政府依据不同时期的贫困特征在不同阶段对劳动力向外转移政策的实施方式和强度有所不同。从1994年“八七计划”中提出“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劳务输出，积极引导贫困地区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到2001年扶贫纲要强调“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组织和引导劳动力健康有序流动”，并在2006年正式提出“雨露计划”，积极稳妥地扩大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输出。这反映了劳动力向外转移政策动态变化的特征。为更加清晰识别劳动力转移政策的作用机制，采用如下四次交互项的设定，分别考察在2001年和2006年两个重要政策节点，劳动力转移政策变动对扶贫政策减贫的影响。

　　[4]樊丽明、解垩，2014：《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经济研究》第8期。

pov94*post94*(order[，it-1]=3) 0.049***(0.012) 0.010***(0.003) -0.010***(-0.003) -0.049***(0.012)  

　　[33]Meng,L.,2013,"Evaluating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101,1—11.

　　本文聚焦于1994年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称《计划》)。《计划》重新确定了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主要扶持对象，并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该政策是中国覆盖范围最广的开发式扶贫项目。根据1992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计划》将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划分为国家级贫困县，如果1994年之前是国家级贫困县，并且1992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不超过700元，仍保留其国家级贫困县资格(张磊，2007)。同时，扶贫政策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等经济发展处于劣势的地区倾斜。最终，共有592个县被划为国家级贫困县，占全国县级单位的27%。

　　[23]赵剑治、陆铭，2010：《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 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经济学(季刊)》第1期。

　　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是我国“第一个百年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摘帽和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为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中国政府正集中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精准扶贫，加大财政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支持力度，完善扶贫瞄准精准性。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前，中国已经走过30年扶贫路。从1985年到2018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66101万减少到1386万，贫困发生率从78.3%降低到1.7%，反贫困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①

　　上文实证分析表明，扶贫政策能够改善贫困县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但基尼系数、分位数差等指标衡量的都是特定时点的收入差距情况，是收入差距的静态指标。我们更关心的是，扶贫政策是否能在动态上改善贫困县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提高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概率从而跳出“贫困陷阱”。接下来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回答上述问题。具体做法为，将家庭收入按照从低到高分为4个组：低收入组、次低收入组、较高收入组、高收入组，分析扶贫政策实施后，t-1期家庭的收入排序在t期的变化，即收入的流动性如何受扶贫政策影响。如方程(4)式，order[，ijt]表示j县的家庭i第t期的收入排序，时间与政策和家庭上期收入排序的三次交互项(系数)δ是我们关注的变量，表明扶贫政策对贫困县家庭收入排序变动概率的效果，X[，ijt]包括了与检验方程(1)相同的控制变量。

pov94*post94 -0.012**(0.005) -0.036***(0.008) -0.148***(0.031) -0.135***(0.021) -0.013(0.020)  

　　注：所有检验均控制了检验方程(2)中的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括号里是稳健标准差。

　　表6 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使用1986-2011年农村固定观察点长面板微观数据，检验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和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政策能够有效降低贫困县的贫困率，在政策实施后，贫困县的贫困率较非贫困县显著下降了11个百分点。本文的结果显示扶贫政策主要通过鼓励外出务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渠道降低贫困县的贫困率。此外，国家级贫困县政策不仅能够有效减少贫困，并且对降低贫困地区内部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国家级贫困县政策一方面在静态上缩小了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使得县级内部基尼系数下降了4.2%，并且主要缩小了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扶贫政策在动态上增加了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长期增加了低收入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进一步讨论发现扶贫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是贫困县收入差距减少的重要渠道。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文献探讨的扶贫政策可能存在瞄准偏误和精英俘获问题不同，本文结果发现扶贫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贫困县中低收入家庭，这与政府扶贫政策的初衷一致。

　　大量研究贫困和不平等的相关文献表明，经济发展会扩大地理条件和人力资本欠发达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Azariadis & Drazen，1990；Krugman，1991)。处于不利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陷阱，因而政府应通过公共投资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帮助不利地区跳出贫困陷阱。Gentilini et al.(2014)的研究表明119个发展中国家实施至少一种针对贫困家庭的非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53个国家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初始禀赋不同的地区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Jalan & Ravallion，2002)。虽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有针对性地实施各项扶贫政策，但对扶贫政策效果进行量化评估的文献却在近几年才逐步涌现。早期对中国扶贫问题的研究更关注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瞄准偏误和扶贫效率不高问题(张新伟，1999；汪三贵，2008)。近期扶贫相关的研究开始从实证角度检验我国扶贫政策的效果。大部分文献都发现，公共转移支付能够有效减少贫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一方面，利用区域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贫困县家庭收入水平(Meng，2013)以及减少贫困发生率(刘冬梅，2001；黄志平，2018)。同时，相较于一般转移支付而言，国家扶贫专项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马光荣等，2016)。另一方面，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为考察扶贫政策的效果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陈国强等(2018)采用CFPS数据，发现公共转移支付降低了家庭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概率。但樊丽明和解垩(2014)的研究表明，政府公共转移能够降低贫困率但不能减少贫困脆弱性。Park & Wang(2010)对扶贫效果提出了质疑，他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贫困村政策没有增加贫困家庭收入和消费，反而是乡村中富裕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有所增加。

　　自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中国主要经历了五个反贫困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贫困率下降。虽然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降低贫困率，但是自然和经济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未能从经济发展中充分获益，即陷入“贫困陷阱”。因此政府通过小规模再分配的方式进行扶贫，如1982年开展的“三西”专线扶贫建设。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4年，我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项目，以县为瞄准目标，致力于解决农村生存贫困问题。第三阶段是1994年到2000年，国务院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扶贫攻坚阶段，实现了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变。这一时期主要目标是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扶贫攻坚的重点是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开发式扶贫。第四阶段是2001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明确指出扶贫的目标转变为解决少数人口温饱问题，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这一阶段以贫困县为重点，并以贫困村为扶贫对象，实行整村推进的综合开发。第五阶段从2011年到2020年，中国进入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融合的新阶段，扶贫工作重心转移到精准扶贫。

　　[3]程名望、史清华、J.Yanhong、盖庆恩，2015：《农户收入差距及其根源：模型与实证》，《管理世界》第7期。

　　[1]陈斌开、林毅夫，2013：《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