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广大山地地域辽阔，矿藏、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广阔地域为诸多势力的崛起与活动，提供了周旋的余地与发展的空间，并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扩展及以外来人口的迁入，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时代，广大山地是外来逃亡人口的避难之所，也是保护、传承内地文化的安全之地。《后汉书·东夷列传》称：“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或寇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广大山地蕴藏丰富的矿藏与动植物资源，对地方政权与统一国家而言，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吐蕃、南诏、辽、金、后金等边疆王朝或政权，对辖地进行积极的经营与开发，有利于三大文明的发展与交融。在全国统一时期，山地矿藏、动植物资源丰富的优势充分显现，成为中央王朝积极经营山地、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推动力。

秦汉至唐朝，农耕文明以北方地区最为发达，与北部游牧文明的关系构成中国发展的主线。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势力大规模南下，形成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较大规模的接触，同时也对农耕文明造成严重的冲击。12世纪以后，元朝与四大汗国先后建立，标志着草原游牧文明的发展达至顶峰。这一时期在亚洲东北部，出现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之较广范围、较大程度的交融。经过此次接触与融合，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逐渐趋缓，为以后两大文明的深度交融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规模空前的斗争与交融，也使草原游牧势力蕴藏的巨大能量得以释放，游牧文明减缓发展的势头。明、清两朝与草原游牧势力的关系，即在以上背景下展开。清朝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最终解决了北方草原游牧势力经常南侵的问题。

元、明、清时期形成中国的海洋文明。在很长的时期，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的边疆“蛮夷”与徼外势力多来自陆疆。作为传统农业地区的政权，中原王朝对海疆问题长期忽视，自宋代起，统治者才深切体会到海疆的重要性。明初倭寇经常侵扰明朝的沿海地区，嘉靖时倭寇与海盗相勾结，以后发展为严重的倭患。15世纪末发现新航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先后来到中国。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台湾。东部沿海因此遭受外来势力的严重威胁。因倭寇猖獗等原因，明朝颁布“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清朝一度开海，但在大部分时间仍实行封闭海洋的政策。清代中叶西方列强通过海洋进军中国，西洋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清朝统治者急忙策划变革，但时势已难挽回。明、清两朝遭遇来自海洋方向的严重挑战，面对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推动中国海洋文明的后期形成。明清时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进入中国，中国近代工业文明逐渐形成。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海洋文明、近代工业文明等文明形态，相互接触、交融演变，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并将中华文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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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明构建、单机骨灰传奇的视域探讨中华文明的形成演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使我们能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特点，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历程，并与中国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相一致。采取文明构建、文明关系的视域，将阐述在中国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接触交融、相互借鉴、协同发展的情形，易于同构建和谐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衔接。

云南大学二级教授、特岗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研究云南区域史、西南边疆史、中国边疆治理史。主要著作有《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西南通史》，另外出版著作（含合著）17部。发表论文 190余篇，论文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

蒙古汗国建立元朝，后金建立清朝，其治国的思想与方略存在明显差别。蒙古汗国、后金两个政权，在社会经济类型、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经营辖地的思路与方法、思维与行事的风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后金发展为清朝，其治国方略的转型，较之蒙古汗国及元朝更为成功。入关之前，后金已重视农业生产，并形成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类别并存的格局。后金知晓满汉等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性，对境内各族以不同的方式施治。同时，后金较熟悉中原王朝的制度与文化，通过努力学习提高统治的水平。后金具有的这些特点，为入关后较快统一全国，建立长达276年的清朝准备了条件。建国以后，清朝致力于完善统治方略与相关制度，亦取得明显的成效。

三

山地文明大致具有以下的特点。

【边疆时空】陈庆元 | 东海擒倭与董应举《海石铭》——纪念东沙大捷四百周年

采用文明构建与单机骨灰传奇的视域，将进一步体现中国56个民族及其先辈的平等地位。不仅反映在阐述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等文明形态的拥有者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而且更为重视分布在广大山地文明区域的四五十个民族及其先辈，进一步揭示这些民族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作出的宝贵贡献。采用文明构建、单机骨灰传奇的视域，将使人们深刻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演进的不平衡性，同时推动人们对大河流域、草原以外其他地区的历史，作更全面、更深入的考察。

山地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关系的演进，数千年间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发展高潮。

历史已经形成并凝固，不可改变。历史学却可采用不同的视域与方法，对历史进行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进一步来说，采用新的视域与方法，常能获得令人欣喜的发现。研究中国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及中华单机骨灰传奇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采用其他的视域。以文明建构及文明的发展演变为线索，便是一种较新的研究视域。

往期回顾

责编：李静

首先，元代以前的中原王朝，与边疆蛮夷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治边奉行“守在四夷”的原则，应对的基本方略是“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 从元代起，中原王朝明确区分边疆地区与邻邦，采取积极经营边疆、妥善处理与邻邦关系的策略，有利于对边疆的统治和开发，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的游牧文明、山地文明保持较多的接触。其二，在12世纪以前，以中亚草原为中心的游牧势力十分活跃，对周边地区持续进行扩张，中原王朝奉行积极抗御北方游牧势力南侵的原则。元朝与四大汗国的建立，推动游牧势力与中原王朝、欧亚诸国实现较大范围的交融，以后游牧文明的发展趋缓，与农耕文明的冲突逐渐减少。元、明、清三朝致力于巩固边疆地区，对邻邦则采用藩属国体制以应对。其三，为抗御北方游牧势力经常南下造成破坏，中原王朝形成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自元代起重北轻南的传统有所改变，直接影响三大文明关系的走向。其四，前期中原王朝奉行“华夷有别”的夷夏观与“蛮夷非人”的蛮夷观。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形成“华夷一家”、蛮夷可用的观念，统治者视蛮夷为子民，在蛮夷中注意区分“熟夷”与“生夷”，有利于三大文明的接触与交融。其五，以信任、任用边疆蛮夷为基础，元朝在南部边疆首创土官制度，开创在边疆各地因地制宜统治的先河。明朝在南方蛮夷地区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清朝在土司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统治内外蒙古诸部则采取盟旗制度，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在新疆地区推行伯克制度，发展了元代以来因地制宜施治的趋势，为深入统治边疆地区，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证。

山地文明可分为边疆地区、腹地的山岭僻地等两种基本类型。目前学术界较关注边疆地区，相对忽视对腹地之山岭僻地的研究。中华单机骨灰传奇过程命题的提出，有助于改变山地文明研究发展不平衡的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疆地区、腹地之山岭僻地的一些区域逐渐被农耕文明融合。元、清两个王朝建立，重视对边疆地区、腹地之山岭僻地的整合与开发，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后期形成。

在一些面积辽阔的山地，经济类型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深刻影响了这些山地演进发展的过程。山地文明不同地区存在差异，表明山地文明具有多样性、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例如：滇、黔、桂诸省与相连的中南半岛北部，虽存在一些面积大小不等的盆地或平地，属于农业起步较早、发展水平领先于周边山地的区域，但周边分布广袤的山岭以及远离农耕文明发达地区地缘方面的劣势，使西南山地虽可能出现区域性的统治集团，但西南山地整体的发展受到明显限制。东北三省有广阔的东北平原，但开发的时间较晚，在早期渔猎经济长期占据主导的地位。东北山地各地的环境与经济结构，彼此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后金崛起后，逐渐统一东北山地的一些地区。由于东北山地具有经济类型多样的特点，后金获得经营山地、游牧、农耕等不同经济类型区域的体验，为统一全国之后，经过时间不长的过渡便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 ，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文明，属于亚洲东北部广袤的草原文明的组成部分。蒙古高原的游牧势力经常向南面扩展，除以上所说游牧文明自身的原因外，还与东亚北部草原文明膨胀或衰落的演变趋势有关。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在东亚地区的北部草原，出现了东胡、匈奴等强大的游牧政权，与秦、汉等王朝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为抗御北方游牧势力的南下，并减轻战乱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中原王朝逐渐形成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普遍把军事防御的重点放在北方。游牧汗国与中原王朝的争斗，在很长的时期主导了相互关系的基本走向。

山地文明普遍流行初级阶段复合型经济，主要原因是该文明分布在山岭起伏、远离早期文明核心地带的高原地区，或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交通极为不便的边远僻地。这些地区既无类似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适宜发展农业之肥沃、广袤的连片土壤，也缺少可优先发展大型畜牧业之广阔、优质的草场，亦无以山地经济为基础构建的发达、稳定的统治集团，从而选择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迥然有别的发展道路。山地文明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亦晚，乃被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拥有者长期忽视。历代王朝尤其是雄踞天下的中原王朝，对山地文明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迟缓。唐宋之际，中原王朝周边的山地文明政权先后崛起，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应改变，进而对文明形态的构建与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

【边疆时空】范传南 | 清代中前期北疆治边政策及其影响

中原王朝、边疆王朝与外界交往，必然经过边疆及境外相连地区。这一地区的山地文明，因处于华夏文明与周边文明的交接地带，边疆及境外相连地区的山地文明，兼纳有多种族类的居民与不同文化的元素，为充当相互交流的桥梁与媒介创造了条件，山地文明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与贡献也不可低估。

蒙元时期，游牧文明、山地文明、农耕文明实现较大地域范围的接触与交融。明、清时期，山地文明发展的速度加快，明朝对广西大藤峡瑶区的征讨，清朝在土司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凸现了中央政府对南部边疆和山岭僻地的着力经营。清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三大文明实现密切的接触与深度的交融。清朝对西南、东北、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积极经营，推动中国历史疆域后期形成。清朝还加强对靠内地区之山岭僻地的经营与开发，促使中国整体上完成了较为有效的整合。

与农耕文明差异较明显、相互斗争最剧烈的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产生于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以相对单一的游牧经济及衍生的游牧文化为基础。游牧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奉以随畜迁徙为基本特征的草原畜牧业为命脉，种植业、采集业、矿冶业等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很小。游牧经济虽有令人称羡的发展活力，但发展过程较易出现波动。在游牧文明的主要地区，粮食、布帛、铁器等社会产品长期供给不足，文化积累、城市建设亦较薄弱，并缺少发展的连续性。一些游牧势力长期滞留于军事民主制时期。受游牧地区资源类型、生产方式大体相同等因素的影响，游牧地区较易实现社会整合与势力重组。游牧经济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十分明显。在风调雨顺的年景牲畜成倍增长，遇超常寒冷的气候牲畜或大量死亡，游牧部落被迫汇集南下避寒。此外，长城附近的农业区若过度扩展侵蚀北面的草原，游牧势力亦南下反击。受草原游牧经济特点的影响，蒙古高原地区的主要矛盾常以外向的形式出现，多见游牧势力聚集对外发动战争。兼之草原游牧势力易于整合和汇集，经常成为冲击外部世界尤其是农耕地区的巨大力量。

“蛮夷观”则反映古人对蛮夷或夷狄的看法。元代以前中原王朝的蛮夷观，对蛮夷大致持鄙视的态度,刻意与之保持相当的距离。元代以前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将蛮夷大致分为“服顺之夷”或“叛逆之夷”。东汉大臣班彪说：“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班彪将蛮夷分为“服顺者”“叛逆者”两类，类似的划分也见于其他记载。统治者区分“服顺之夷”与“叛逆之夷”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蛮夷对中原王朝持友好还是敌视的态度。在历朝统治者看来，老传奇页游，“服顺之夷”与“叛逆之夷”虽有差异，但并无根本性的差别，“服顺之夷”还容易转变为“叛逆之夷”。总体上来看，前期中原王朝明显鄙视和不信任蛮夷，应对蛮夷的方式主要是消极防范，甚至动辄进行武力镇压。

二

一

三大文明关系的发展演变，受到以下政治思想、统治制度深刻的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方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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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代起，根据文明的类型划分夷、夏的传统观念趋于淡化。元、明、清三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夷、夏之不同是由于文化与社会结构存在差异，但夷、夏的差别可以缩小，夷、夏或能共生并趋融合，朝廷应根据具体的情形，对边疆蛮夷实行有别于前代的治策，既维持对蛮夷的有效统治，同时为蛮夷融入华夏创造条件。元、明、清三朝对边疆蛮夷从前代明显的敌视与疏远，逐渐转变为有限度的信任与积极的改造；从此前历代王朝将蛮夷笼统视为“服顺之夷”或“叛逆之夷”，改变为在蛮夷中区分“熟夷”或“生夷”，并相应采取不同的治策。较之此前中原王朝的蛮夷观，元、明、清三朝的蛮夷观较为开明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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